中国式的管理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和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正成为汇织在一起的两大源流。
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绝非仅仅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而更多的是来自人性的根本、中国人的实际行为特征，以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孙景华，清华大学总裁研修班客座教授、清华紫光集团教育中心首席管理咨询师，已经出版《永不消失的责任》等管理专著，《中国人的管理逻辑》也将出版，近日记者就“如何看待中国式管理”问题采访了他。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管理的技术升级。柳传志解释联想目前的困境成因是“战线过长、面过宽，管理能力跟不上”。“管理能力跟不上”恰恰是中国许多企业的“心病”。你如何看待目前比较流行的“中国式管理”？
孙景华：从更深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来说，盲目的自信、强烈的抵御性以及大国主义民族情绪，自晚清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无论是晚清首富胡雪岩的悲剧下场、还是传统老字号的没落和消亡，都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下的所谓优秀商业传统，在现代工业社会和知识与信息时代面前，不堪一击。
记者：但中国确实存在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和企业现实情况，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景华：这是“道”和“术”的关系。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出现，其基本发生原理都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分工并且以制度固化分工的形式出现，这是企业管理的“道”，并没有特定国情或地域的区分；至于在从分工、制度到执行的整个管理过程中，究竟侧重于哪一个环节？则是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把握的“术”。
我记得海尔的张瑞敏先生讲过一个事情：当日本人指导海尔的流水线如何管理时，说只要制度本身健全并且执行就可以了，张瑞敏说，只要你看看中国大街上人们乱闯红灯的情况，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做法，于是，海尔诞生了自己的“日产日清”管理法。有人将这件事推崇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管理创举。在我看来，这只是基本的管理智慧。
记者：看过你写的不少文章，感觉你特别推崇“组织”的力量。你认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成就来源，是发生在“组织”层面，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个人控制能力，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孙景华：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浙江，一个非常能干的中年企业主，忽然因为肝癌晚期很快去世了，然而，他惟一的大学毕业不久的独生女儿，在接管企业后却从此陷入了艰难的管理中。这时，她才发现，在企业原本看似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背后，其实完全依赖父亲的个人能力和熟人关系在支撑。这就是典型的个人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的区别。假如一个企业没有“组织能力”的遗产可以继承，那么，不要说“富甲三代”了，甚至连一代都很艰难。事实上，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百年老店”和基业长青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怎样？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孙景华：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知识与信息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企业管理尚未完成从传统商人向现代企业家的彻底转变。因此，今天的中国企业管理，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管理启蒙运动，从“组织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启蒙，这也是中国企业管理彻底摆脱传统小农经济意识、走向现代工业和知识与信息时代的必经之路。企业组织的可复制性，使得企业的规模扩张、连锁加盟和分支机构的设置，由梦想变成了现实。看起来古板的组织功能和枯燥的数字，造就了这一切。
记者：你认为何时能诞生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理论？它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框架？
孙景华：企业管理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命运决定了另一个命运”(德鲁克语)。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与信息社会三种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管理逻辑恰好是相反的。
农业文明时，商业管理的逻辑是基于“个人能力”而发生，个人随意性的大胆冒险和商业投机，成为了商业英雄的代名词；在工业文明时，企业管理的逻辑是基于“组织能力”而发生，个人随意性或冒险性的行为，恰好成为了企业效益和效率无法实现的罪魁祸首。在知识与信息时代，“个人能力”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但是，它却与传统农业时代的个人商业英雄，有着本质的区别。“知识”成为了现代企业效益和效率的最重要的来源。
我认为目前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确立“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管理框架，主要是用来区分传统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管理原理的差异。着重批判中国传统商业管理对于今天工业时代企业管理的伤害。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批判非但不够，相反，却得到了变相的推崇，晚清首富胡雪岩这样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个人精神世界极度扭曲的商人，却得到了一些管理学者公开的推崇，问题严重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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