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国家管控体系，由国家机器、国家大战略、五个管控平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横向管控机制、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等五个层面构成。在不同国家、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五个管控平台运用组合与侧重点会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管控平台是国家管控体系的基石，横向管控机制和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都是基于五个管控平台进行设计与运作的。

（一）政治管控——国家管控体系的“大脑”
政治管控是国家、政党和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和主要力量的总体部署，政治管控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它是各种政治因素在全局性关系中彼此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宏观统治行为。

（二）经济管控——国家管控体系的“血液”
经济管控由八个子系统构成：经济体制和市场秩序、财政金融、生产流通和运输、粮食与能源、信息现代化、对外经贸和旅游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建设、环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为例，其突出特点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府掌控所有资源配置、所有生产计划与销售、所有金融储蓄的时候，从理论上讲，通过国家的控制可避免很多浪费，也可克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配置。这听起来确实不错，如果做的好那当然最好。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使道德风险、腐败空间达到最大，如果做的不好，这种人为的管制可导致极端的不平等，最大化地区间的不平衡。比如说，政府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几乎控制了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全部资金，这种对老百姓储蓄的绝对垄断使政府可以任意选择扶持某些区域、忽视其它区域，引起显著的地区间差异和收入机会不平等。看看北京跟山西、江西、湖南、云南等省的差别，我们既能看到这种资源调配的威力，也能看到它的极端不公平。

一般而言，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说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所以，保证地区间、群体间经济机会平等的问题就成了根本性的制度设计问题，只有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够减少操作漏洞、维持公平并有效避免经济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这也是完善国家经济管控平台的关键步骤。

（三）文化/意识管控——国家管控体系的“灵魂”
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暴力以及或者意识形态来维持其控制。如果能够说服大多数人其统治是合法的，那么维护这种统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实现这种功能的意识形态包括君权神授，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释特定社会中特殊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维持其权力。有些阶级分明的社会更多地依赖暴力，有些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

事实上，自古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帝国，文化始终是与军事或暴力手段相对应的“软力量”。

对内，文化的政治性表现为统一民众思想，即用意识形态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如中国汉武帝时期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而文化的文明性表现为民众自发的、自然沉淀的创造力和精神力的反应平台。

对外，文化还起到同化周边民族、实施国家横向管控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在帝国的扩张过程中，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起到持久的作用，必须注以文化的管控，才能保持帝国发展的持续与长久。蒙古帝国迅速崛起又迅速分裂衰落的例子不失为这方面的典型反面案例。

此外，文化由于其自身超强的时空延续性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精神基因的进化载体，纵然当前的国家形态被毁灭了，其文化依然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形态的基础上继续进化和延续。

所以，文化的管控是保证整个国家管控持久性的支撑性要素！

（四）军事管控——国家管控体系的“拳头”
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器，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取得长久的成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具有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这指的是在必要时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一国的富裕不等于该国的强大，一国所具备的潜力也不意味着该国一定能走向强大。第二，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形成互补的良性循环：搞好内政是外交成功的基础，成功的外交又帮助政府提高处理内政的能力。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确保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200年来，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也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两项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扎卡利亚对1890年前后的美国进行了对比，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使用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美国对外扩张的成败。从1865至1889年间，美国共有22次扩张的机会，只成功6次。从1890至1908年间，美国共有32次扩张的机会，成功了25次。这是因为1890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强大到足以支撑扩张的程度；而1890年后，美国各州的权力向华盛顿集中，华盛顿的权力则向白宫集中，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开始形成。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发动的战争造就了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大的联邦政府带来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并运用这个能力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造就了美国。

我们绝非战争的鼓吹者，但我们决不回避军事管控在整个国家管控体系中的推进性作用，在人类尚未完全由野蛮进化为文明之前，任何回避军事和战争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对本民族的失责与犯罪。

（五）科技管控——国家管控体系的“肌肉”
美国科技管控体系运作的成功，无疑将成为这一部分的典型案例。

1、美国技术政策发展目标
美国联邦政府在技术发展上的角色，从以往仅限于支持国防部太空总署或其它政府单位的基础研究与任务导向研究，逐渐转变为以达成下列目标为施政重点：
（1）加强美国工业的竞争力与创新力；
（2）创造优良环境以提高旺盛的技术创新能力；
（3）利用新的想法以吸引投资；
（4）确保政府各部门间的技术管理整合；
（5）创造出工业界、政府单位、劳工界与学界间更紧密的关系；
（6）重新定义现今产业与经济成长所需投入的信息、通讯、弹性制造及环境技术等关键技术；
（7）肯定对基础科学承诺的新方向。

依美国产业研究机构(IRI)的研究建议，未来研发单位或协会，在策略思考上须从国家的角度扩大到全球性，从技术的创新提升到技术的管理，并将传统研发角色扩大，扮演类似服务业的角色。
另小布什总统根据“高科技政策纲要”建构国内新经济，促使国防科技移转商业化，提升国内高科技竞争力，当前主要政策目标有三：

（1）扫除美国本土及海外可能影响创新发展的障碍；
（2）建立足供美国发展高科技经济的劳动力；
（3）建立稳定并可鼓励私人机构持续研发与创新的经济环境。其中如促进长期经济成长、保障投资环境及改善科技教育等目标，仍延续柯林顿政府时期的目标扩大而成。

2、美国技术政策措施
小布什政府延续克林顿政府的产业技术发展理念，强调“共同合作技术”政策，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因而目前政策措施包括研究发展、人才发展、科技预算分配、信息政策措施及智财权政策等施行措施，详细内容分别如下：

（1）研究发展措施
美国研究发展政策是以国家经济长期成长、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人民福利为主要诉求，将国家资助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基础研究、前瞻应用、环境信息分析等三方面，对于企业面的研发则以鼓励的态度，藉由法令规章的松绑、易于与全球市场接触的独特环境、搭配活络的创投体系等，促成企业的研发行为或研发机构的技术移转，较少直接以资金协助企业研发活动。

（2）人才发展措施
美国政府为维系国家及产业全球竞争力，将建立充足且具高素质之高科技劳动力列为施政重点，除重视整体劳动力职能供需调查之进行外，并规划涵盖短中长期人才发展措施，短期做法以海外高科技人才引进为主，中期做法松绑大学教育工作者投入私人企业限制，长期做法则从整体教育体系改革与投资着手，此外设立专责劳动力职能调查机构亦为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