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一方面，中国对海外油气等能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举步维艰；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着严重的产业与投资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直接投资，控制着中国的某些经济命脉，垄断相应的市场，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左右中国的生产、消费、贸易和产业结构，甚至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对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中国经济利益与开放战略
1、中国经济利益面临的挑战与威胁
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首先要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着眼于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速度，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稳定器。客观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与国际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时机更为成熟。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利益面临的挑战与威胁。

首先，加入WTO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因起点低、基础差，中国将首先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又以各种方式设置壁垒，保护自己的市场。它们出于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对中国拓展西方市场、获得资金和先进技术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必然面临入世后的科技革命挑战；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的、试点性的，入世后必然面临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WTO规则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转轨必然伴随着阵痛。

其次，低迷、紧缩、市场和总量增幅有限等持续困扰世界经济，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再爆发经济危机或动荡的可能，竞争和发展环境依然更多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再次，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中国的实际金融状况堪忧，出现金融振荡的危险随时存在。

最后，中国对海外油气能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近30%，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环保压力的加大，必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中国面临的能源挑战主要是：大国竞争国际能源的态势将更为剧烈；西方散布中国油气威胁论，鼓动对中国进行能源的战略遏制；由于重要产油地区——中东、中亚、南中国海等——局势不稳，中国的油气供应严重受制。

2、中国的开放战略
建国以后，中国主导性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建国后到70年代末期——工业化赶超战略；(2)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战略；(3)在90年代中后期，又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很少会有人认为“发展赶超”应当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深入进行，特别是世纪之交极具竞争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中国发展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发展赶超战略”是不能轻易放弃的。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逻辑并没有改变，即后进的工业化发展国家如果不愿望永远停留在既定历史发展序列的位置上，如果不愿意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因落后而常常在多方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它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赶超，实施赶超战略。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和持续的赶超。对此，首先需要对以下两个有关世界经济竞争格局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成绩斐然。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于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持续发展观”被提出。它的提出是应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１９８９年５月举行的第１５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经过反复磋商，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

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的增长。可持续的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摈弃。

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纲领，是多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1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1994年7月4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贸易，竞争的核心是科技。21世纪初，我国要继续大力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重点是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世界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进口多元化。把军事安全战略与对外经贸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我国战略性物资进口安全和我国在国外的经济利益。

首先，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一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

其次，改革外贸体制，积极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挑战。放弃不惜代价追求出口的政策趋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其三，确保并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只有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顺利流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健康发展，中国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其四，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各种原材料的途径和能力。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能源和原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

其五，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纵深地带（不仅成为世界加工中心，还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从而建立本国经济的战略缓冲区。应该说，中国积极参与“10+3”（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积极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战略考虑。我们强调，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总之，中国的经济战略利益不仅需要维护，更关键的是需要进一步拓展到全球，中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重压力和难得机遇之下，拓展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渠道，确保全球性的经济战略利益获得，为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中国应继续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并熟练利用相关国际规则为本国的经济战略利益服务。

（二）中国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迅速，不能不说是硕果累累。但随着经济增长，前期遗留的未尽事宜或未敢触碰的领域开始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以至使得中国经济到目前出现了如下几种困境：

1、国内产能的日益巨大和内需不振、出口受阻之间的矛盾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依靠投资拉动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在多个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国内的生产能力攀升至了世界前列甚至第一。这种状况让国人或者准确地说让政府官员们刚刚咧开嘴想笑就被内需不振和出口受阻给梗住了。

国内需求不振使得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出口成了排放如此巨大产能的惟一通路。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帝国主义是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他国的市场大门才得以释放自己不断提升的生产力的，而中国却在打着“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口号与对手们用“嘴”来争夺市场，倘不能着手加以改变的话，出口这个通路也会被慢慢淤塞掉。欧盟、美国——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开始频频用“反倾销”武器以及迟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等手段来制约中国的出口，甚至以贸易逆差为借口，逼迫中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做出让步，又加之地方政府盲目地引进外国资本，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处在某种失衡的状态中，即：依靠自然资源的产业多，依靠智力资源的产业少；附加值少的产业多，附加值多的产业少；发展潜力小的产业多，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少。这些都将中国以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引向了某种萧条的边缘。

2、金融机构庞大的呆坏账与进一步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决第一种困境，中央政府可以很早就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环节，但是几年，快十年过去了，国内需求没有扩大，人民币储蓄率不降反升，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进一步收窄，原因何在呢？

国内的金融机构经过这么些年的大力整顿，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呆坏账率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问题是否得到了根治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国内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流向是国营企业，政府政策性贷款或者隐性财政仍然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这点从原本只计划剥离一次坏账到不得已又进行第二次剥离就可以看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家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换句话说，四大家仍然在透支国家或政府信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旦国内需求真正被激活后的一个逻辑循环：需求被激活----存款率降低----银行日常结算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加大发钞力度----通货膨胀。

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四大家上市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上市虽然解决了部分资本金的问题，但由于四大家本身治理结构的天然缺陷，即所谓所有者缺位问题，使得降低坏账率的机制无法实现，上述逻辑循环仍然存在，百姓被剥夺财富的危险仍然存在。

3、“GDP至上”论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发展的目的

2006年中国GDP达到了209407亿，换算后以26847.05亿美元超越英、法排在全球第4位，赶德超日指日可待。

毋庸置疑，GDP的确是评价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但问题是在中国，GDP却似乎成了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从中央到地方，言必提“GDP”，地方官员的行政业绩与GDP直接挂钩，“GDP至上”论甚嚣尘上。

如今，其所带来的恶果已开始慢慢凸显，最为明显的表现诸如：单纯追求GDP而造成的严重环境破坏；盲目的招商引资所引发的重复建设浪费、经济安全受到危害；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野所导致中央政府的全局掌控能力受到威胁，宏观调控不力，等等。

事实上在若干年前，部分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过分强调GDP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已经将整体的经济发展引入了歧途。于是这些年来，类似“究竟以何种指标来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等问题已经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接下来，经济净福利、绿色GDP、积蓄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等新指标已逐渐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是，虽然经过近年来人们的口诛笔伐，“GDP至上”在理论上已站不住脚，但“GDP至上”的观念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换了表现形式，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骨子里扎下了根。如果不从根源上扭转这种错误的观念，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将面临误入岐途的危险！

4、三农问题
步入新世纪，我们仍然会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从经济方面看，我们所面对的最大发展瓶颈可能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诸如农民收入问题、农业税费问题、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等等长期以来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以来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力度，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大力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性和严峻性。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三农问题”依然将是未来中国若干年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同时也必然是中央持续关注并努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5、产业战略缺失
产业战略在国外一般分两类。一种是大型公司的发展战略，例如世界500强企业在全球化基础上扩张市场和配置生产技术资源，这是全球化发展战略。另一类是国家产业战略。国家为了整体动员资源，协调内部发展，更好地加入全球化进程而制定这样的发展方针。比较典型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日本的通产省长期负责制定产业战略，指导了日本经济20世纪60-80年代的长期增长，但他们有功有过。由于过分强调产业政策，使得日本国内过于突出中央集权而市场化不太发达，导致了最近十几年成为了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我们中国要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制定出适合我们的产业战略。中国从历史上看一直以来是个中央集权的大国，这一状况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形成凝聚的力量和整合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文化特殊性的体现。我们应该看到即便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这近30年中，中央计划还是起了积极作用，这一积极作用还有巨大的空间。面对全球化，我们不能让企业散兵游勇地参与全球竞争，这是我们需要产业战略的首要原因。

我们首先要关注中央直属的158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由于他们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政府集中资源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我们又不能拿指导大型国有企业的政策作为指导全国经济的方针，因为中国现在不再是只有国有企业了，还有民营企业。

指导国有企业的战略不合适指导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恰恰因为他们的非计划性，他们根据市场的理念来指导企业有别于国企根据国家理念推动发展。国家计划面对市场的变化很难调整，所以国家要尊重民营企业的自身发展战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环境，因为他们本身可以很好的把握市场机遇。

举个例子，原来政府认为中国家电行业很差，无法扶植，因此没有计划，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家电业在民营企业的推动下走入了世界前沿。再比如今天的钢铁业，几年前国家认为不行了，怎么抓都不见成效，于是国家开始放松管制，这期间大量民营企业冲进来，因此我们现在又看到钢铁业又红火起来。

所以一定要将国家产业战略和尊重企业竞争战略相结合起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既要学习美国又要学习日本，把握好政府管制与企业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美国政府从“二战”后开始一直是对企业放松管制的，而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恰恰利用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传统，加上合适的产业战略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对此有很好的研究。如何针对不同行业指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将在今后考验政府的执政艺术。与此同时，民间的智慧也要成为推动中国产业战略形成的力量。

6、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目前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相当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步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之后，中国传统的开放模式和开放政策开始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归纳下来主要表现为一下几点：

（1）传统的激励型外资政策激化国内发展模式的矛盾
（2）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引发频繁的国际经济摩擦
（3）"中国制造"停留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并且危及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
（4）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增大了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5）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一道难题
（6）"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协调，制约着中国国家利益实现

事实上，上述的这些矛盾种种只是问题的表象，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本源在于整个经济运行系统设计和管控的缺失和操作不利。c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如今，跨国公司已经发展为影响和左右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实力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表现，它们的财力和能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投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与东道国社会日趋紧密的联系，使国家的主权受到多
事实上，中国多年来提倡的“走出去”战略正是对本国跨国公司的打造。然而，遗憾的是，面对国门外已经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们所牢牢掌控的，铁板一块、密不透风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跨国公司们的国际化进程往往步履维艰，甚至被碰得头破血流。

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没有得到国家大战略的系统的、一盘棋式的有力支撑，单枪匹马的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单以己淡薄治理去冲开当前已经被“敌人”牢牢筑起的世界经济堡垒？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反思！